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在《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中说：“中国考古学家一开始就肩负着重建早期中国历史的使命。”

在秦定岭南之后才被纳入中华大一统版图内的广州，直到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成书的《淮南子》《史记》里面才出现并不多的、相对可信的记载。因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定岭南的漫长历史只能通过考古发现来构建。

天河飞鹅岭遗址群

广州最早发现的先秦时期文化遗存是1954年、1955年由中山大学师生在海珠区内马岗顶采集到的石斧、石箭头等，约属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第一个发掘的先秦遗址是天河的飞鹅岭遗址。近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增城、黄埔、从化等地发现的一系列重要遗址，让我们对早期广州的历史脉络和空间格局有了新的认识。

这是一个不断寻找“最早的广州”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材料出现，一个又一个被冠以“最早”之名的古遗址被“更早”的新发现取代，在漫长的时空之线上，为我们一点点连缀起几千年前的“现实”。

“南武”“楚庭”与“任嚣城”

越秀区广东迎宾馆内，一座小山丘上，有一块高大的石碑，由20世纪30年代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所立，上书“故秦南海尉任君墓碑”。

“任嚣墓”碑及碑文放大（广东迎宾馆供图）

虽然 “任嚣墓”的真实性目前仍缺少考古成果作为支撑，但它却能将我们带到广州建城之初的时光。

任嚣是秦平岭南的主将之一。史载，始皇帝派军五十万分五路征岭南，“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公元前214年，秦军在珠江边、大约今中山四路、北京路一带筑起了一座“任嚣城”，也即蕃禺城，以为依托。“广州建城”即由此开始。8年后任嚣去世，将军国大事托付给得力助手、龙川令赵佗。秦末乱世之中，赵佗绝道断关封锁五岭，攻占桂林和象郡，控制了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定都蕃禺，进一步扩建了蕃禺城。

南越文王墓

南越国宫署遗址

西汉南越国遗迹之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史记》《汉书》中并未提及任嚣城或者说蕃禺城的位置和布局。虽然20世纪前期的一些发现已经比较明确蕃禺城大致就在广州城区一带，但从1972年在今越华路和广仁路交界处发现宋代城墙基址，从而掀开了广州“城址考古”的序幕以来，整整半个世纪中考古工作者们尚没能找到确切的秦蕃禺城，南越国蕃禺城的城墙也仅见南越水关木构水闸遗址的一小段，位于今西湖路南光明广场的负一层，距今地表约4米，关楼已毁，仅留下水闸，闸口宽约5米。

东汉的城墙，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中山四、五路附近教育路，小马站路、西湖路、惠福东路、长塘街、旧仓巷等处有一些发现。

关于“任嚣城”之前的广州，有“南武” “楚庭”的传说。“南武”是目前已知的关于广州建城最早的说法，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称其筑城者是春秋时的越相公师隅。但未见相关实物，因此只能存疑。

广州越秀山麓至今仍立着一座立于明代的“古之楚庭”石牌坊，系目前可见关于“楚庭”最早的历史遗物，较“楚庭”之说的年代相去甚远，不能作为可靠的证据。按文史学者陈泽泓的整理归纳，“楚庭”的时间有三种说法：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但无论哪种说法，要证明，最终都还是需要考古证据来说话。

建城之前 广州的东北方是否存在“缚娄国”？

张强禄在《何以广州的考古学观察》中指出，进入战国以后，岭南逐渐形成了南越、西瓯、骆越为主的三大族群，“而聚居于广东大部、以珠三角为主要分布区的南越似乎是领跑者，并最终成为秦定岭南后岭南三郡中的首郡——南海郡”。

他指出，这个时期珠三角的文化面貌，显现出东西汇流的态势，一方面与战国初期发生在五岭以北的“楚灭越，越以此散”和楚悼王吴起“南平百越，席卷沅湘”的历史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应与距今2500年前后珠江三角洲地形地貌基本成型有关。广州“三江汇总”之地的区位优势由此显现出来，岭南都会的文化基础和地理因素都具备了。至秦统一岭南，广州两千年以来作为华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基调终于确定下来。

如果秦军之前的“番禺之都”并非现在的广州城区，自然也就不是任嚣城。那么当时这里主要的聚落中心又在哪里？广州周边是否存在早于任嚣城的“越人旧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李岩认为有可能，且很可能就在广州东北、博罗以西的区域内，特别是在近年来于黄埔区发掘的陂头岭、榄园岭、来峰岗等高密度的墓葬群附近，“一定有对应的中心聚落或城址”。如陂头岭发现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南越国时期）的墓葬60座，在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同时期墓地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封土保存最为完整，且楚越交融态势明显，其背后依托的生活在今九佛-萝岗一带的人群和社会之面貌，不能不给人以想象。

黄埔陂头岭遗址发掘情形和全景

但为什么作为“东南一尉”的南海郡治任嚣城或番禺城没有选择在广州远郊的九佛—萝岗一带？张强禄认为应当站在“秦帝国”的宏观角度来考虑：首先是广州东北区域很可能在战国中晚期已发展成珠三角的一个区域中心，本地的越文化根基深厚，势力强大，外来的秦军在此建立统治机构的基础不牢；其次广州有三江汇总的地利可以依托珠三角平原，通过南岭通道与中央保持政治和经济往来，也可经由西江辐射广西乃至越北，“秦始皇或其幕僚看广州一定是在统一帝国的视野下，角度不同，选择就会不一样”。

时间继续向前推，在西周春秋阶段，也即广东考古界所说的“夔纹陶时期”，珠江三角洲已进入“古国”的时代。张强禄表示，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博罗西部和增城东部的东江下游流域应为这个“夔纹陶古国”的中心区域，博罗横岭山墓地是目前所知的最高等级的代表，单体墓葬规模大、随葬器物数量相对较多，也是目前唯一明确出土大型鼎、甬钟等青铜礼器的墓地。

这个“古国”，会不会与史籍中所载的“缚娄国”有关？《吕氏春秋》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灌兜之国，多无君。” 东晋王子年在《拾遗记》中说周成王七年（前1036）“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异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纤毫之中”。秦南海郡下辖四县，“傅罗”县为其中之一；到了东汉时期则改称为“博罗” 。“缚娄”“傅罗”“博罗”发音相似，所指或许是同一个地方，即古之缚娄国故地。这个古国可能灭亡在秦平岭南的过程中。那么，横岭山青铜礼器会不会就是缚娄国中心聚落甚或国都的象征呢？

浮扶岭遗址出土的陶器

增江中游东岸的浮扶岭墓地则是目前广州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且分布最密、出土器物最为丰富的墓地。张强禄指出，从增江以东区域一路向西南方向的广州城区发展，墓葬数量和分布密度、随葬品的数量和精美程度等都逐次在降低，聚落等级至少可以划分出以横岭山（博罗）—浮扶岭（增城）—沙岭（黄埔）—太和岗（越秀）墓地为代表的四个层级，大致呈现出从中心→边缘的等级分化的金字塔结构。

考古发现表明，原本生活在广州古城城区和近郊的南越先民族群本身规模就不大，聚落等级也比较低，相对来说是一张“白纸”。所以在这云山珠水间的富饶之地建立一座新城，阻力不大，当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礼玉制度和定居农业 见证了珠三角“最早的农人”吗？

广州先秦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两河流域”与环珠江口。两河，指的是流溪河和增江。近年来对两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数百处古代遗存，一些地方的分布密集程度远超之前想象。

珠江三角洲大致在距今6000年上下开始形成，当时海侵的岸线北达清远盆地，西达肇庆盆地，东达博罗盆地。今广州白云山以南，西到佛山，东到东莞的大片范围仍是水面。大致在2500年前，“珠三角”的地形地貌才大致稳定下来。这就决定了在先秦时期数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类活动的区域较之现在更加偏北、偏东，要么就是星点分布在众多高出海平面的大小岛屿和半岛上。

墨依山出土商时期玉牙璋

位于小谷围的南汉二陵博物馆里，陈列着两件增城墨依山出土的玉牙璋。当时的考古领队朱海仁告诉记者，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首次在年代明确的墓葬中清理出土的玉牙璋。在中国古代礼器系统中，璋与圭、璧、琮、璜、琥同列，称之为六瑞，起着类似发兵虎符的作用。墨依山是广州地区发现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晚商时期墓地，以陶大口尊、T字形玉环、牙璋等为代表的随葬器物，显示增江流域晚商时期文化与粤东闽南地区的浮滨文化有密切联系，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商文化南渐并与岭南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当时用作盛器的陶罐

伴随着礼玉文化南渐而来的，可能还有早期的农业技术。在更早一些的黄埔甘草岭和茶岭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们不但发现了玉琮残件和玉环，还发现了距今约4500年前的水稻和小米，其中小米是岭南遗址中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旱作遗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部主任曹耀文还告诉记者，增城金兰寺遗址发现了可能是古水稻田的遗存，有可能创下岭南地区古水稻田遗存“最早”的纪录。

张强禄表示，大约4500年前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区域，有一个比较大的时代变化，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逐次受良渚文化影响的稻作农业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这种传播甚至通过珠三角和桂南影响到了今越南北部等地。农业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让定居生活更趋稳定，也推动了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形成。比如在陂头岭，保存了目前岭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窖穴类遗存，多达数百个，可见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物产储备的丰富程度。

张强禄认为，约在夏商时期，一方面继承并发扬其几何印纹陶、有肩有段石器的“百越”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经由长江中游地区主要通过玉石礼器穿针引线建立起与中原夏商文明的联系，正式开启了早期岭南中国化的进程。

金兰寺遗址的贝丘 是谁留下的遗迹？

作为目前发现的广州地区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金兰寺遗址位于广州增城区石滩镇金兰寺村县江河西岸。1958—1961 年、2020 年—2021 年考古人员先后对这里进行了发掘。贝丘遗址中贝壳的14C测年结果是距今6500年左右，这至少可以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金兰寺先民就开始把贝壳当作重要的食物来源。

金兰寺遗址

古人类遗骸是金兰寺遗址最震撼的发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介绍，多数骨骸保存比较完整，在珠江口以至岭南地区都十分难得，有助于今人研究史前和先秦时期珠江口地区人种形态及人群迁徙互动，及环珠江口地区人地关系发展，及阐释中国华南史前时期古人类的微观演化以及中国古老型智人演化，厘清华南史前时期人群迁徙互动和生业方式转变等。

“金兰寺村里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姚氏大宗祠，有美丽的珠三角水乡风貌，”易西兵说，“当地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我们一直在思考，一方面怎样让考古成果活起来，丰富全社会的文化滋养；另一方面能不能借考古工作，助力当地的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的发展。”

位于环珠江口范围的南沙鹿颈遗址保存下来的大约距今4400-3500年的沙丘和贝丘遗址堆积中，也发现了大量的贝壳鱼类、水陆动物的骨骸。此外曹耀文指出，在白云新市的葵涌遗址中发现的贝丘，虽然准确的年代难定，但应当也处于新石器晚期到商周之间。说明逐水而居，渔猎为生，曾是广州先民普遍的生活样貌。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署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刘丽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