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奧斯卡金像獎廣受尊重，各電影公司在所謂的「奧斯卡頒獎季」花費上百萬美元進行公關宣傳，並僱傭了記者來推銷他們的電影。這也導致人們批評奧斯卡金像獎越來越受到市場推廣的影響，而不是依靠影片的品質來贏得獎項。威廉·佛雷金，一位獲得金像獎的導演和前典禮製片人，曾於2009年在紐約的一次會議上表達了這種批評。他把這種現象描述為「有史以來各行各業中最大規模的推銷」。
拒絕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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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獲獎者曾聯合抵制奧斯卡典禮，並拒絕接受所獲得的獎項。第一位做抵制的人是杜德利·尼可斯（英語：Dudley Nichols）（《革命叛徒（英語：The Informer (1935 film)）》最佳寫作劇本）。他抵制了第8屆金像獎典禮，理由是奧斯卡與美國編劇工會有衝突。喬治·史考特（《巴頓將軍》最佳男主角）在第43屆金像獎典禮上成為第二位拒絕接受獎項的人。史考特把頒獎典禮描述為「行屍走肉般的典禮」，並說「我不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第三位是馬龍·白蘭度（《教父》最佳男主角），他的理由是，電影工業裏面存在種族歧視，並且白人在電影工業裏過於主流。在第45屆金像獎典禮上，白蘭度委派薩欽·小羽毛閱讀了長達15頁的演說來詳細描述他的批評。另外，在第75屆金像獎典禮上，動畫導演宮崎駿（《神隱少女》最佳動畫長片）也拒絕領獎，理由是不想去在轟炸伊拉克的國家，那時美國在打伊拉克戰爭。
電影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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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Dirks——Filmsite（英語：Filmsite）電影評論網的編輯，曾為奧斯卡寫過這樣一段話：
不幸的是，有價值的評論，藝術家的洞察，文化上的影響力，和許多電影中高品質的創造力，在權重相同的投票體系里，這些因素都沒有得以凸顯。特別是自1980年代起，一哄而起的商業大片依靠高成本的「公式化製作」和驕人的收益，成為強勢的大贏家（和最佳影片獎的得主）。但是它們並沒有那些偉大電影所具有的深度，也沒有以任何方式被評論家廣泛認可。
典型對於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批評集中在獲獎及提名作品類型過於集中，包括史詩片、傳記片、浪漫喜劇，以及劇情誇張的家庭題材等。這些電影大多數在美國發行，並且通常集中於頒獎典禮前三個月上映，被稱為「奧斯卡魚餌（英語：Oscar bait）」。
整體而言，奧斯卡的獲獎趨勢顯示出一定的偏好。1940年代早期，戰爭題材電影更容易獲獎；1940年代後期、1960年代末和2000年代中期，社會問題類電影成為主流；1960年代初到中期，音樂劇和歷史題材占優勢；1970年代後期和整個1980年代，家庭劇和傳記片成為熱門；1970年代初和1990年代，「B級片」受到青睞；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歷史題材再次流行；而2000年代後期，評論家盛讚的導演拍攝的暴力獨立電影更容易脫穎而出；到了2010年代，歷史電影再度回歸熱門行列。不少人批評奧斯卡評審與觀眾的偏好越來越脫節，認為電影公司製作影片的目的更多是為了獲獎，而非迎合觀眾喜好或追求評論家的認可。
表演類獎項同樣備受質疑。一些人認為，部分演員的表現並不算出色，但仍然獲獎，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深受觀眾喜愛或獲得同情，又或是評審為彌補過去的錯誤或平衡結果而授獎。類似的批評也適用於「終身成就獎」。
得獎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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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英國心理學期刊》刊出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奧斯卡金像獎中評審們在選擇最佳演員時並非只看演技。在報告中，他們比較了自1968年起奧斯卡金像獎和英國電影學院獎的最佳男、女主角名單，共計908位，結果美國演員入圍機率超過60％，而勝出的比率分別達69%及52%。
拉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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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拉票行為褒貶不一，提名和最終投票的結果均因電影公司的公關活動而有失偏頗。然而，那些贊成公關活動的人們聲稱拉票並不只局限於奧斯卡，比奧斯卡更具聲望的諾貝爾獎也受到科學家們發起的廣泛的拉票運動之影響。儘管如此，兩者還是有區別的。前者由電影公司或參選人運作，後者則是由學界同仁發起和組織。
得獎電影抄襲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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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方城市》、《水底情深》等電影，因抄襲訴訟使電影得獎的合理性遭到質疑，但該兩部的電影抄襲訴訟最終被駁回。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電影因為抄襲爭議被取消資格。
取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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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部電影因為違反規定在正式頒獎前被撤銷資格，包含：
《馬戲團》（1928）
《蠻國戰笳聲（英語：Hondo (film)）》（1953）
《上流社會（英語：)High Society (1955 film)）》（1955）
《教父》（1972）
《世界上的某個地方（英語：A Place in the World (film)）》（1992）
《大西洋號角（英語：Tuba Atlantic）》（2010）
《獨不孤（英語：Alone yet Not Alone）》（2013）
1部電影於頒獎後被追回獎項：
《美國新生代（英語：Young Americans (1967 film)）》（1968）